乐文照（1896-1979）是我国西医界泰斗、著名内科专家，也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医科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历任上海医学院院长、红十字会医院（今华山医院）院长。他在半个多世纪的行医和教学生涯中，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医学人才。
哈佛学成归来
乐文照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商人之家，因为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且又赶上西风渐入的时期，虽然家道传统，但从小被送入西式学堂接受教育。他天资聪颖，记忆力极强，再加刻苦用功，从小学到中学成绩都名列前茅。在上海南洋中学读高中时，因成绩优异，从高一直接跳到高三，并获得全校最高奖赏。
1913年，十七岁的乐文照高中毕业，年轻的心向往走出备受呵护，却又束缚重重的家庭，所以他特地选了北京大学专攻地质学。青春狂热过后，他发现自己对医学的爱好更甚于地质。一年后他回到上海，考进由洛克菲勒基金团主办的上海哈佛医学院。该学院的课程均照美国哈佛学院的课程运行，全部用英文讲授，淘汰率极高，一年后同班几乎有一半学生被筛掉了。
1916年，洛氏基金团因故停止对该学院资助，哈佛医学院决定结束上海分院，将学校开到北京去，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哈佛医学院停办了，但仍在每一年级中筛选一位成绩优良的学生，资助去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乐文照因成绩优良，与另外六位同学一起被派赴哈佛，享受奖学金待遇。后来，这七位哈佛医学博士全部学成归来，成为上海近代医学界泰斗级人物。
在欧美，需先读完一个学位才可攻读医科，即为凡读医科必先有研究生资格才能报考。乐文照进哈佛大学一年后，因成绩超优，被批准直升哈佛医学院二年级。在哈佛就学期间，因洛氏基金只提供学费和膳宿，乐文照就在课余做电话生赚取生活费。1920年，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婉拒了美国圣路易彭氏医院的聘请，执意于1921年夏季回国，受聘于北京协和医院任内科驻院医师，不久又升为协和驻院总医师。
当时中国黑热病肆虐华北地区，乐文照率先推广用脾穿刺法确定诊断。此诊断法后在医学上广为引用，称为“乐氏操作法”。1922年，乐文照回到上海，自己设立诊所开业行医，并在上海时疫医院(传染病医院)任兼职医师。因医术高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聘请他任教生化学和细胞组织学。
作为哈佛医科专才，乐文照完全可以轻轻松松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将所学之才为平民服务。回上海不久，适逢河南开封一带霍乱流行，乐文照自愿向军队报名随军深入疫区。旧中国穷困偏远地区医疗条件很差，设备简陋，临时搭建的卫生站内满地都是病人排泄物和呕吐物，苍蝇成群，极易被传染。乐文照满怀救死扶伤之心，深入现场，救治病人。那时抗生素尚未发明，霍乱无特效药，病人因脱水，死亡率极高。乐文照自制生理盐水为病人静脉注射补液，救活了大批患者，此后这一方法广为应用。
创办中国第一所国立医学院
当时中国大多数的医学院都是外国人办的，身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教授的乐文照尽管自身已有高薪厚禄，但仍对中国医学教育的落后而耿耿于怀，他渴望有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较为完善的国立医学院。
1927年，乐文照辞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之职，与志同道合之士积极筹备创办医学院之事。他的建议得到牛惠生(宋庆龄的表亲家)、俞凤宾、谢应瑞、宋悟生(中国银行总裁宋汉章的侄子)四位当时海上名医的支持，由乐文照执笔，于1927年夏天呈文至江苏省教育厅，要求在上海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国立医学院。
说来也巧，当时中央大学正在酝酿增设院校，因一直物色不到既有专才又能吃苦的理想人选。正好乐文照一行上呈办医学院，江苏省教育厅就批准在上海设立国立医学院，初时命名为中央大学医学院，院址选在吴淞镇原中央政治学校校舍。30岁的乐文照应聘出任中国第一所国立医学院的院长。
医学院诞生之初只有两个班级、八位教师，都是沪上赫赫有名的医药专才，如内科专家高镜朗，还有任廷桂、蔡翘、谷镜研等。1928年秋，颜福庆来沪上任，乐文照任副院长，并兼内科教授。两人合作默契，成一世莫逆之交。颜福庆从事行政方面工作，主要着力医院基建筹款，乐文照主持采购医疗仪器。两人勤俭办院，为医院积累下大笔资金，到1936年已可将校舍扩建并建立自己的附属医院中山医院。
不久，医学院再聘请各路专才任教，师资队伍可谓集海上西医翘楚，很快声名在外，成为不少莘莘学子向往的高等学府，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医学人才。
按世界医科大学惯例，三年级生必需接触临床各科，以课本与实践相结合。因此，拥有一所附属医院是相当必需的。经颜福庆与中国红十字会商量，同意由中央医学院接办该会在海格路(今华山路)的总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即今华山医院)，以此作为医学院的临床实习主要基地，乐文照本人亲任该院内科主任。
为了潜心发展医学院，乐文照率先关闭了自己的私人诊所，全心投入医学院工作。在他的影响下，大家纷纷放弃私人开业，专心从事教学。医学院学生也崇尚埋头业务，不追逐名利的良好学风。
用生命保护医院
1937年，“八·一三”战火爆发，医学院开始面临财政困境。1938年，颜福庆首先被调到重庆出任卫生署署长。于是，上医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乐文照身上。
战争时期，医学院经济来源贫乏，因院方发的工资太低，许多教师为生计所迫都辞职了。乐文照一人要顶数职，按他的业务和名气，完全可以辞职自行开业，但他仍坚守在医学院，他舍不得离开这个自己一手抚养大的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医学院。
整个上海沦陷期间，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是上海唯一一家既未被日方接管，又无敌伪派驻的大医院。铁蹄下的生活艰难又充满危险，医院收治的病人中常有地下抗日人士，日伪警察局三令五申上海各医院，但凡有枪伤、刀伤或其他外伤来院就诊，必须立刻报告警察局。但院方每每遇到此类病人，总是佯装不知，严格按治疗常规对症医治。在院长们的默许的鼓励下，员工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尽一份力量。当时有两位上医毕业生，外科吴之理和小儿科章铁芬，都是在1938年加入共产党，后来加入了新四军。1940年他们从老区秘密回到上海医学院进修，乐文照主持的红十字会医院就聘请他们为驻院医生，并经常帮助他们为新四军购买药品。有一次，医院来了个病人，敌伪派人暗示乐文照要将这个病人治死。乐文照听了勃然大怒，当面斥责：“医生的职责就是将病人医好，没有听说过要将病人治死，这是丧尽天良。”直到解放初，于伶同志亲自登门向乐文照表示感谢，乐文照才知这位病人是中共地下党员。
乐文照反复教导他的学生，在医院，只有医生和病人两种身份。哪怕是罪犯，有病也要尽力医治，挽救他的生命，罪犯的罪行自有司法部门来判定。他主张医患关系一定要简化为只有医生和病人。如果要想到他是某人的上司或亲属，将关系复杂化，这十分不利医生下诊断和制定最合理的治疗方案。
1943年，日海军部派人来到红十字会医院，强要医院的镭锭。镭锭是癌症的克星，当时上海只有两所医院有镭锭，一是镭锭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还有一所有镭锭的医院就是红十字会医院。
当时日海军为潜水艇军事需要，强要索取上海医院用以治疗的镭锭。之前，他们已去过上海镭锭医院，院长汤于瀚因拒不交出镭锭而被日寇逮捕，被上刑受尽折磨。此番曰寇又来到红十字会医院威逼，乐文照对副院长王霖生说：“无论如何不能交出镭锭，哪怕将他抓进大牢也不能给。”日寇遭到拒绝，当然不肯罢休，转而以金钱引诱，愿以美金高价购买。乐文照坚持这是救命之用，医院不能一天无此物。日寇恼羞成怒，扬言要医院慎重考虑，否则后果自负。乐文照说：“大不了一条命没有。”他是铁了心不妥协。幸好，大约因该院已在汪伪政府登了记，日本人没有再来找他们麻烦……
在战争时期，乐文照与他的同事们，都是貌似斯文孱弱的书生，却用生命保护着自己的医院，令红十字医院成为上海唯一未被日寇占领的大医院，一应财产资金也未落入日本人手中。在上海沦陷期间，上医坚持教学育人，让莘莘学子仍有书可读，为社会造就了许多医学专才。
创建读书会和病例讨论会
上海解放后，市政府卫生局官员专程上门聘请乐文照出任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但他婉拒院长之职，宁可做内科主任，专心业务，从此直到1979年去世。
乐文照甫就职，就先着手对内科进行了整顿，从最基本也最容易忽略的细节抓起，从而建立起一整套严谨的规章。乐文照工作作风极严谨，发现不妥，当场“现开销”。因为他本身极具权威性，且自己身体力行，故而下属也心服口服。多年之后，当年的年轻医师已成上海医界精英，如1952年毕业的圣约翰末代医科生巫协宁，还有颜和昌、胡远峰等，他们都十分留恋当年在乐文照手把手教诲下的岁月。
当时乐文照的职务是内科主任，但他认为医与疗是分不开的，因此他同时花相当精力在看似与内科血库、毫不相干的化验室、营养室甚至图书馆的管理上。他对医务人员不断敲警钟：要凭良心做事，切不可从中谋私利。
享誉一时的市一医院读书会也是乐文照创建的。针对一般医师容易满足于临床的诊断和处理，忽略基础理论知识的进修提高，乐文照在第一人民医院创办了“读书会”及病例讨论会。每周的读书会预先指定题目，他均亲临指导。很快，第一人民医院的读书会声名在外，早已超出本院范围，约有二十五个兄弟医院单位参加，每次人数达一百六十人左右，在上海颇有影响，前后持续有十余年。
“文革”中，乐文照被迫身居斗室，家中连书桌都没有了，但他伏在一张骨牌凳上仍勤奋著书立说，奋笔书写他的《水、电解质平衡与临床》。早在三十年代他已专注于这个课题。他集二十余年医学院教学经验和临床经验，发现不少病人并非死于原发性疾病，而是水、电解质紊乱。就这样，他在一张28×39公分的方凳上，写掉六十多本普通中学生练习本，密密麻麻的共有四十多万字，全部用英文写成。直到1985年，《水、电解质平衡与临床》终于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此书是我国最早的一本涉及此基本理论的专业著述。
摘自《上海先生》程乃珊 著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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