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总是书展上一道醒目的风景。作家的个性，是风景中最生动的亮色，以下是记者在2009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采撷的几抹亮色——
陈丹青、梁文道：两个“跨界”知识分子
一样的白净瘦削，一样剃得趣青的脑袋，一样的粗黑框眼镜。乍一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请来对谈的两位新书作者陈丹青和梁文道真有些相似。然而，一开口，两个人的谈吐气质则显迥异。“因为别人老是问我为什么穿中装，我嫌麻烦，索性穿西装了。”——这是陈丹青，冷静中见精微，如他的画笔。“对，我是山寨版陈丹青！”——这是梁文道，电视人出身，反应奇快，会调动气氛，声调绵软斯文，表意却并不“包涵”。
虽一冷一热，两位却都以批判见长。陈丹青携新作《荒废集》而来。继《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而至《荒废集》，书集的体例没有变化，名字倒越起越“颓废”了，陈丹青在自序中这样解释：“回国八年，别人看着很勤奋，自己思忖，总有荒废之感……别的书名一时想不出，下厂印制的时日逼近了，一横心：既有荒废之念，索性就此交差吧。”
梁文道把他在内地出的第一本书、时事社会评论集，定名为《常识》，也有他的道理。“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所谓知识分子的传统……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现象，渐渐地，本来最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笔记……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
由陈丹青和梁文道这样的“跨界”知识分子所营造的社会文化视野已经越来越为读者所欢迎。梁文道说：“读书最大的好处是让我换个脑袋思考。”陈丹青则淡然一笑：“读书的好处，都已经让古人给说完了。”
徐贵祥、周大新：茅盾奖之后再出发
原创长篇小说仍然引人注目。作家徐贵祥与周大新坐在一块儿，除了同是安徽文艺出版社今年力推的两部长篇小说的作者，还分别是第六、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
徐贵祥带来近60万字的长篇小说《四面八方》。他说话很直接，嗓门也大。他表示，茅盾文学奖是他文学历程中的重要转折，“也让我更加诚惶诚恐”，“我有时自问，我会写小说吗？若说不会，我也写了几部，若说会，怎么没写出自己满意的来呢？”徐贵祥认真地说：“这几天，我有点‘顿悟’了——小说，我才刚开始写。”
周大新推出的是长篇小说《21大厦》。《21大厦》是他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之前的一部旧作，此次为修改后的再版。“获奖后，压力更大了，写不好更对不起读者了。《21大厦》是我第一部写城市生活的小说，我是农村出身，虽然在城市生活多年，却一直有隔膜，写起来不像写农村那么自由，但我还是大着胆子写了。”话少调低的周大新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最后只能以农村来的大厦保安的视角来写，还顺手些。”
王海鸰、托尼·帕森斯：中外“家庭医生”
饮食男女，月晴圆缺。婚恋家庭题材的小说炙手可热，王海鸰与英国畅销书作家托尼·帕森斯的对话精彩盎然。这位记者起家的作家于1999年出版的小说《男人与男孩》被评为英国书坛2001年度最佳图书，迄今已经被译为38种语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的中文译本是此书第39种语言的译本。
“在21世纪，如果一个作家没有在中国出过书，他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作家。现在我终于达成了这个心愿。”托尼·帕森斯顺溜地说出一串恭维话。关于写作，他说：“过去20年中，我到过中国很多次，看到过很多变化，但我观察到中国的家庭形式和家庭观一直没有改变，我认为这是中国的核心。虽然我写的是英国家庭的故事，但希望能深入中国家庭。”
面对来自英伦的“同行”，王海鸰表示：“我很期待这位来自异国的异性作家的书，因为男性作家写家庭题材的非常少，从中应该可以知道男人对于家庭的想法。”王海鸰没有掩饰她的想法，她风趣地说：“我心里总觉得男人是不重视婚姻的，这是性别差异。一个男人永远都不会太过度关注家庭，除非像托尼这样，把对家庭的体察变成了事业。”
此言一出，托尼·帕森斯不得不赞赏中国女作家的洞察力，“家庭是我永恒的主题”，但他也老老实实地承认：“男人对家庭的关注永远不会超过女人。”
本报特派记者 吴越（本报北京1月8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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