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雷
中国足球的嫡亲长子国家队，似乎已是输得无药可救，而它所宠爱的小儿子——中超联赛，同样不得不背负着父辈的黑名苟活。
5年前，父辈为幺子注销了“甲A”这个还带着专业色彩的土气乳名，更名“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之所以唤名“中超”，灵感或许源自“英超”，一如一度曾风靡一时的“莉莉”、“大卫”，洋派十足。但洋名并没带来“超级”的成长，中超反却失去了幼年时的魅力。当年国足同样屡遭重创，但甲A的生气却令球迷看到希望，而如今屡禁不止的丑闻和闹剧，却让换了身马甲的中超彻底沦落为痰盂。
中超真的那么差劲？未必。
在国际足联的世界排名中，中国男足仅仅列在亚洲第11位，371的积分几乎只是亚洲第一的澳大利亚队的一半（739分）。但在亚足联为分配新亚冠联赛参赛名额而专程进行的亚洲各联赛综合评估中，中超联赛以431分（总分500分）高居第三，仅次于日本J联赛（470分）和韩国K联赛（441分），而在总共10条评估项目中均达标的，全亚洲也仅有日本、中国和伊朗而已（韩国K联赛商业价值未达标）。尽管，这个全洲第三或许得益于组织、赛事运作等项目积分所占比例太轻（各仅占20分），而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又让中超在总分达120分的2项商业标准中占尽便宜，但无疑，在没有主观色彩的第三者眼中，中超依然有着独到的魅力。
诚然，中超联赛的不足足以写就几十篇博士论文，而其致命的天生缺陷，恰恰就表现在今年最为轰动的武汉退赛事件中。
武汉俱乐部退赛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真的是出于“牺牲自己，换取觉醒”的“革命”道义？就整个行业而言，如此行为是一种极不负责的做法。说到底，从业者已经迷失了自己的责任归属感。职业化早期，投资者们冲着巨大的广告效应和丰厚的政策回报涌入足球市场，而随着非良性发展的加剧，两方面的获益均大打折扣，那么投资俱乐部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还是有机可乘的政府行为？似乎都不是。对足球运动本身并没有太大兴趣的投机者自然抽身离去，区别只在于手段，委婉或极端。
而作为行业最高管理者的中国足协，同样迷失了责任归属感。早年创办和振兴联赛，可以被视作管理者的一项功绩，但现今中超却失去了这个作用。在先后两任对足球运动无甚了解的最高管理者眼中，联赛只是一个噱头，或是可有可无、别出乱子的添头。15年过去了，足协并没有将职业联赛的管理逐步推向职业化，反试图推行一系列与市场化背道而行的行政手段，彻底激化了俱乐部与自己的矛盾。
中超走低的悲剧，并不在于职业化，恰恰在于改革不够彻底。足协恐怕依然没有想清这个问题，不然难以解释，为什么今年几乎出现了完全向专业足球退化的南北分区赛制。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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