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一路跋涉
日期：2007-06-17 作者：谢震霖 来源：文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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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板凳龙（235×235cm·2002年作）
作者近影（背景为：祭天12.5×2m·2007年作）
粒粒皆辛苦（1955年作）
卡扬（124×64cm·1983年作）
祝酒舞（165×96cm·1999年作）
昆仑月色（218×122.5cm·2007年作）
肖长春《艳阳天》插图之一 （44×33cm·1975年作）
老人（96×85cm·1991年作）
母亲（120×120cm·1988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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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涉者——方增先艺术回顾展
方增先，是中国当代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艺术流派“浙派人物画”的开创者和主要实践者之一。他在半个多世纪的绘画实践中，主动适应时势的变化与发展，敢于突破传统国画的藩篱，探寻出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审美趋向，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物画创作的重要代表。他所创作出的具有时代烙印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艳阳天》、《母亲》等名画，以及他所撰写的《怎样画人物画》等论著，已成为当今中国画宝库中的经典。
此次上海美术馆举办“跋涉者——方增先艺术回顾展”，既是对这位杰出画家漫长的水墨画探索历程进行全面回顾与展示，同时也是对以他为代表的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人物画沿革、“浙派人物画”的贡献与意义进行一番梳理和研究。
日前，方增先先生就相关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逼上梁山 弃“油”从“墨”
记者：方先生，您把这次个人画展冠上“跋涉者”之名，寓意非常明显。您长期在画坛艰辛跋涉，至今已走过“千里之行”，此刻回顾“始于足下”的那段岁月，想必有许多感慨吧？
方增先：其实从这一点上讲，我感到非常幸运，遇上新中国刚成立的特定时期。当时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美术界开始倡导画新的中国人物画，提出为工农兵服务，传统的山水、花鸟画自然就吃不开了。那时全国的美术院校都在探索人物画的新路，我所在的浙江美术学院也不例外，从绘画系选拔了几位有西画功底、创作能力强的青年人，包括我，转入新成立的国画系，从事水墨人物画的研究。当时有个要求，要画工农兵，画生活里头的人物，画出来要看上去很像生活里的人。怎么画？却是一个新课题，包括北京在内的画家，当时所有人心中没底。
调我去画国画，不能作油画，刚开始我还觉得有点失落，因为油画的塑造力远比国画强。但很快感到“转行”也很有意思。因为以前没有真正画水墨人物画的；没有老师，也就没框框，让我们去创造，不是很有意思吗？
记者：在奠定“新浙派人物画”面貌之前，您从油画转而研究中国人物画，在探索结构素描过程中，是如何处理水墨与素描彼此关系的？
方增先：我主要的研究项目是素描改变，就是全线条的。当时我一个人在搞，叫结构素描，实际上西方是没有结构素描的。
那时所有美院都在研究水墨画课题，我们浙美做得比较好。北京大部分的学生画人物都师从老师，有的学蒋兆和，他有些创造，结合了一些素描。我开始摸索水墨人物画的阶段确实很苦，没有参照啊。当时只能一方面参照资料，另一方面靠素描去画形；而人物线条里面的内容怎么画，也可以照搬一点蒋兆和这套画法。但是它和江南地区的审美还是有落差的。
因为有素描的功底，记得有次我在写生，很自然在人物的脸部画出了明暗的效果。后来把作品拿给很熟的朋友看，不料他们觉得我画得不像中国画，这对我触动很大。我想到了家乡一位很有名的画家张书旂，他的画从小就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这件事提醒了我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国画概念，正面地讲，就是水墨画的一个规范。这段写实时期，既是适应形势的过程，也是不断摸索的过程，笔墨要体现时代特征，但不能游离原来的东西。
后来实践证明，我们在人物画方面的探索是比较成功的，加上我写了一本《怎样画水墨画》，各地画画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在学。那时候现代水墨画最有权威的虽是北京，但是北京学素描出身的人，觉得学他们老师以外，还缺少了点什么，于是又从我们身上学，这个时期的“新浙派”开始渐渐形成了。文人画发展到水墨画阶段，江南是原发地，而“新浙派”又是从南方的文人画、水墨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很清楚的。
取精用弘 中西互济
记者：您在紧随时代笔墨，探索水墨人物画的表现语言和审美趋向过程中，善于突破传统国画的束缚，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您后来的成功？
方增先：虽然以前也有画人物，像吴昌硕、潘天寿、齐白石等老画家都画一点，都属于人物小品，有种笔墨味道在里头，但那种画法显然不合时宜了。
我最初研究任伯年的笔墨，因为他画花鸟很有写生味，栩栩如生，生活气息浓。他同时也画神仙和人物，借用他的勾勒法是可行的，还要注意学他的气韵。任伯年多次为老友吴昌硕画像，形态各不同，其中有一幅《酸寒尉像》是他当场为吴昌硕画的，而且是唯一的写生作品。画是用淡笔勾写面部，略加些皱擦，仪态十分传神，这幅画对我影响很大。
这期间，我还经常到上海博物馆和中国画院观画，因为那里老画家多啊。我拜过王个簃为师，目的是要吸取吴门画派厚重的笔墨，博大的气势。用一句比喻的话讲，那时我有点像在研究机器，把零件拆开后看它怎么运转，然后拼凑到我自己的上面去。就这样一边实验一边画。
记者：您有着油画和国画双重背景的画家，在中西艺术兼收并蓄方面有哪些心得？
方增先：“文革”后西方艺术进来很多。尽管年轻人很崇拜，我觉得很迷茫，我是搞写实的，看不懂，心里也不一定很赞成，但也很无奈，我也不会搞抽象。后来搞双年展，纯西方的东西也进来了。我认为西方的东西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中国到底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要有点立场的，从西方搬来是很容易的事情。搬来了以后，第一，中国老百姓可能并不喜欢；第二，你要学西方的，西方人不承认你，这点可以证明的。我们到美国去一定要有中国的符号，才有价值，可以搞比较接近中国的语言。
比如我画《母亲》（见下左图），就采用了中国的积墨法和西方表现主义相结合的手法。你看，画中第一次着墨的效果，依然清晰可见。那位带着孩子的中年妇女，本来她的形体不必画那么宽，后来我画宽了两倍，这就是吸收了西方表现主义手段，强化这个妇女题材，把我想表达艺术的气质和浓度、厚度，通过积墨法表达出来。如果在油画中，它会有强烈的色彩感觉，我们承认水墨画整体表现力要比他们差一点，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水墨画的线条和黑白关系处理，如果达到强烈的效果，在一定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跟它媲美。
本报记者 谢震霖
方增先简历
1931年 生于浙江省浦江县西塘下村。
1943年 就学通津桥私塾。
1950年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1953年 毕业于绘画系。留校，转入研究生班。
1954年 研究生班毕业，分配入新创设的中国画系。
1955年 创作《粒粒皆辛苦》。
1958年 开始研究人体造型结构，结合教学，以线描作素描，试行中国画专业素描。
1963年 撰写《怎样画水墨人物画》。此书为新水墨人物写生技法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
1978年 被推选为浙江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1979年 被选为全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1984年 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
1989年 《母亲》参加七届全国美展并获银奖和“齐白石奖”。
1999年 被选为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2001年 用积墨法画《闲看行路人》、《行行复行行》。
2004年 获文化部文学艺术成果奖。
2006年 举办跋涉者——方增先艺术回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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