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读书》主编、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70多岁了，人称“沈公”。尊重他的人说，“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沈昌文形容自己是一个“不良老年”，背一个笔记本电脑，脖子上挂个U盘，耳朵上塞个耳机，连接MP3，骑一破旧“永久”，出入酒吧，口说broken English，以荤面素底为幽默，招摇过市，不亦乐乎。
花城出版社副社长秦颖（也是本书责编之一）说，“沈公一生经历丰富，在文化界和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虽然这本书篇幅不长，但是涉及的内容很丰富。”在书里，沈昌文口述了自己的成长和求学过程，以及在人民出版社从事出版工作，在历次运动中遭遇坎坷，直至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和《读书》主编，退休之后创办《万象》的种种经历。
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
我从念小学开始，始终处于人性扭曲的情况下长大。我连哭都不能大声哭，笑也不能大声笑，说话也不能随便说。我始终要仰仗别人的帮助。为了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小学，我连自己的姓都得改掉。我不能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儿，因为我的祖母不允许，那是她眼里的“野蛮小鬼”。
正是在喜好玩耍的时候，我唯一的游戏就是闷在家里，隔着板缝往外看。这形成了我比较特别的经历，也促使我这个当学徒的永远要念书，要上进。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始终不跟荒废时间的事情打交道，只知道要多学一点东西，自己去找本领，找饭吃。现在想想，我唯一的玩儿，现在也还是这样在玩儿，就是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我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在板缝里看外面的这个世界，一直看到了现在。
我是1931年9月26日出生的。生在上海的开封路上我们家的老宅子。出生的时间据说是子时，一天中的第一个时辰。那天是阴历八月十五。后来我习惯过阴历的生日。
据说我的家庭曾经很富有。可是到我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一塌糊涂了。
我父亲名叫沈汉英，小名叫宝囡，是上海人。他是一个大少爷，一辈子不做事的。我的母亲是宁波人，是开封路这个住宅的房客。我家在上海的祖居地据说是在大场，就是现在上海大学所在的地方。
我的祖父大概就在大场一带讨生活。他去世的时间比较早。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在上海是靠开饭馆谋生。饭馆有很多种，他开的那种在上海叫“包饭作”，就是专门给写字间送饭。当时上海有很多洋行、公司、写字楼，里边的工作人员要吃饭。为它们服务的餐饮业就应运而生。我祖父开的饭馆据说是规模比较大的，留下了一些家产。
到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留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的就是我，女的是我的姐姐。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灵前哭。但是，他长的什么样子，我完全忘了。是靠照片知道他的长相的。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家的“包饭作”生意就衰败得不行了。家里欠下了很多债。欠多少呢？据说，用我们在开封路的房产抵债都还不够，也就是“资不抵债”。大概就是在1934年，为了逃避债务，我们家就逃亡了。我妈妈抱着我，到宁波；我祖母抱着我姐姐，到了烟台。
当时，我姐姐六七岁，家里负下的债既然用房子顶不了，就宁肯逃走后让债主来把房子分掉，也不能自己败掉。那处住宅，我小时候压根儿就没有见过，长大也没让我去看。在宁波那段时间里住的房子，我记忆里倒是还有点印象。
住进了“棚户”区
我和妈妈到宁波后，就住在我妈妈的娘家了。这样生活的时候不长，我印象中间，也就几个月吧。半年不到，我和妈妈、我祖母和姐姐，就统统从烟台和宁波回到了上海。但回不到原来的住宅了，就在我的二姑妈的婆家那里租了一处最蹩脚的房子。上海人把这样的房子叫做“棚户”。解放后，上海市政府最大的一个功绩就是拆掉了这些“棚户”。
棚户式的房子，都是用木板钉成的。住到几个月的时候，木板就开裂了，板跟板之间也不接缝了。我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住在棚户里的最大乐趣，就是躺在床上从板缝里看街景，或是一边做功课一边从板缝里看马路上的汽车，很高兴。那时候，家里不让我出去玩，我可以隔着板缝看见马路上的风景，看得很来劲。
为了进学校，我改了名字，也改了姓。我本名不叫沈昌文，家里为我起的名字叫沈锦文，我姐姐叫沈佩文。改姓名的原因有几个，一个原因是为了躲避债主追讨债务。同时，入学的时候，总要有个名字。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祖母主张我一定要进好学校，要进上海最好的学校。祖母这个主张对我的一生影响都非常大。
刚回上海的时候，我进了一个比较差的学校。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我已经不记得了，就在家的附近，现在的话叫“弄堂小学”。好像是宁波人办的学校，在学校里都讲宁波话。我能讲很好的宁波话。
我妈妈的家在宁波，是个商人家庭。我外祖父是个商人，他是我爸爸的开封路住宅的一个房客。他们就是那么认识的。我妈总结过她的生活，总跟我讲；尤其是逃亡到宁波以后，更是经常讲；从宁波回来以后就一直讲，一直讲到她死。她认为她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嫁了上海人。她认为上海人不可靠。宁波人可靠。我以后差不多都做宁波人了。当然，我的生活经验也证明，宁波人的确跟上海人不一样。
宁波的有钱人，家庭教育里有一条，就是要孩子吃苦。家里再有钱，孩子都要去学徒的。就是家里开了店，有现成的产业，孩子也要去学徒。必须吃上三年苦，然后再回家的店里做小老板。对于没有吃过苦的人，是不可以把女儿嫁给他的。孩子一定要吃过苦才行。像我父亲那样，一开始就做小老板，在宁波人那里是不可想象的。我父亲没有做过学徒，没有吃过苦，只吃家产，不正经做事，导致坐吃山空，家里负债累累，祖母和妈妈逃亡。
妈妈非常遗憾当年没有遵守宁波人取舍标准的这一条，她认为她一辈子吃亏就是因为嫁给了上海人。因此，我妈妈不赞成、甚至很反对我和姑姑接触。她和我的祖母也有很尖锐的矛盾。对我妈妈来讲，我是唯一的根苗啊。她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发现我祖母想要影响我的时候，就把我带到她在上海的宁波人亲戚家里，不让我和上海人接触。
可是有一条，祖母和妈妈是一样的，就是给我的教育中经常强调：我们是好人家的孩子，我们一定要进好学校。我们家附近有一所学校是非常有名的，叫北区小学。我的祖母反对我开始进的那个弄堂小学，后来就想办法进了北区小学。
妈妈为我上好学校付出辛苦
我的同学都是有钱人家的，我是假冒有钱人家的，实际上家里穷得要命。我的祖母又给了我一条规矩，或说是家教，对我影响非常大，就是进了好学校，只准跟好学校的同学玩儿，不能跟我家住的那个地方的孩子们玩儿。对那些孩子，我的祖母叫他们是“野蛮小鬼”，不让我沾染他们的不良习气。
我住的那个地方，好多孩子的家庭情况都比我强，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贩夫走卒，当小商贩，上海话叫“卖吃饭”。我们家没有这样的收入，全靠我祖母和妈妈给人家当保姆。我妈妈整天出去当保姆，上海话叫“娘姨”，收入微薄得很。所以，我家住的地方比他们还差。可是我祖母的家教极严，说我们是好人家，不准我和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从来不和居住地街道上的孩子们来往。到我小学毕业，我们在那儿住了多年出来，有一点我很自豪，家里也老是称赞我，就是我从来不会骂人，不会说粗话，说话不带脏字儿。
大概每个地方都有一句很通俗的骂人的话，有些人就经常挂在口头上。上海话里也有这一类的，意思相近，被浑身流民习气的人挂在嘴上，平常说话总要带出来。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没有这样的习惯。一个原因，就是我不和习惯这样说话的孩子们一起玩儿。
我的同学们基本上是富家子弟，他们上下学都是有汽车接送的，日常的语言表达上也比较文明。我住在附近，不必接送，家里也没有车能接送。我和同学们从来没有讲过家里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是在语言习惯上接受的是同一种文化气氛的熏陶。我很听家里人的话，只跟他们一起玩儿。大概我的“奴才主义”在那时候就开始养成了。我的这个“主义”，日后帮助我避免出格，没怎么犯错误。所谓“揭竿而起”、“拍案而起”这类本领和行为，我从来没有过。所以，“反右”时没有被划右派，“文革”中也没有参加造反，等等。这是后话了。
和富家子弟们一起上学，一起玩儿，也有一个问题。他们家境好，我家境差。但是在外表上又不能显出太大差别，我就只能尽量假装家境也不错。比如有一条，我在家都是穿中国式的衣服，包括衬衣什么的。进了北区小学，必须穿西式衬衣，我没有，家里也买不起。怎么办呢？我妈妈就连夜给我缝，参照同学们穿的样式来缝。缝好了，我穿着去上学，假装是一样的衣服。其实，他们穿的是缝纫机缝制的，我的衬衣是妈妈用手工针线缝出来的。我能从这里更多体会到妈妈为我上好学校付出的辛苦，这一点，富家子弟是体会不到的。
当然，也有不少同学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可是究竟都还小，还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等级观念，我平时又很注意，所以没有出现过很过分的事情。再加上我很用功，功课好，老师很喜欢我。我靠自己完全站得住。就这样过来了，学完了小学。
我上的小学注重英语教学，而且强调英国式的英语，老师反对讲美国口音。受学校的影响，我从小也就很注重学习英语。学校里的老师，大部分是中国人。可是到了1942年，突然就大为改变，来了日本人。那时候，天下不太平，我上学没有几年，日本人打进来了，学校就被打乱了。在学校里也听过老师说，“这学校是大不如前了”。
当时打仗，就在离开学校没多远的地方。我上的学校在北边，闸北就在打仗。“七七抗日”就在那一带。1942年，珍珠港事变后，学校领导层里的英国人被关到集中营里去了。我们不能再学英语了，要改学日语了。这大概是我读到五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考进育才中学
到了1943年，我小学毕业了。进什么中学？我的祖母还是坚决主张，一定要进好学校。于是，我就和北区小学的一批同学一起，考进了工部局的育才中学。
从进中学开始，我把名字改了回来，恢复姓沈。但是名字不再叫沈锦文，就叫沈昌文了。这所学校现在应该还在，在上海的山海关路。学校在市区西边，当年来说，路很远，但还是要去那里读书。
进了育才中学，为了少给家里增加负担，我申请免费上学。校方和华人教育处对我的各种成绩作了鉴定，同意我的免费申请，还和我作了谈话。跟我谈话的人，是接任陈鹤琴先生的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职务的人，他的名字我记得非常清楚，叫沈有乾，是一位留学美国的教育学博士。他的父亲，是上海非常有名的一位名流，叫沈恩孚。这位沈老先生在科举中取得过功名，经常为人家题写匾额。
当时，我的免费途径，就是奖学金，可是因为日本人的侵略，奖学金已经取消了。我不可能获得奖学金了。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有这位沈恩孚先生，我得到了意外的资助机会。什么机会呢？沈恩孚先生在八十大寿的时候，收了一笔寿金。沈有乾先生就把这笔寿金充作奖学金，在工部局办的学校里选拔提出申请免费的优秀学生，资助他们上学。我得到了这样的资助，就这样进了育才中学。环境还不错，周围基本上都还是小康之家的孩子。
这所中学，我进得很不容易，没想到只念了一年。学校虽然是日本人统治，这种学校教育的内里完全是英国人留下来的那一套东西。课堂上要讲英语，上体操全部是讲英语。英国人走掉了，中国老师发脾气的时候自然就讲起了英语。表面上没有英国人了，可是实际上英国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影响还是非常大。
应该说，上中学以后，我的成绩不像在小学那样拔尖了，不再是第一第二了。原因很简单，我的数学不行。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这脑子对几何、代数就是不能适应。小学高年级的数学，已经有点不适应了，但是还过得去。到了中学的几何，我就完全不能适应了。不过，从总体看，我还是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我就这样上了一年初中。到第二年，沈恩孚老先生资助的奖学金已经花完了。我没有奖学金了。初二的学费，我欠了几个月到半年的样子，勉强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学校老是来催欠款，可是家里还不上，再也欠不下去了。很无奈，我祖母和我妈妈就作了决定，让我离开学校，去做学徒。
1945年3月底，我没有跟任何同学打招呼，就离开了学校。上半个学期的学费还欠着，我怎么说呢？不能说呀！只能这样走，等于是溜号了。又是一次逃债！离开那么好的学校和教育，我的心里很难受，可是没有办法。
辍学当学徒
我辍学以后，我妈妈就按照她一贯的愿望，让我走宁波人的路，到宁波人那里去做学徒。我进了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说是银楼，实际上是金银首饰店，是个小首饰店。1945年3月底，我进了这家小店做学徒了。老板是宁波人，徒弟是他在宁波农村招来的文盲半文盲。从老板到学徒，店里全是宁波人。
这一类商店，用的都是同乡，不是同乡的必须熟人介绍。我妈妈娘家的一个姑父，在这家小店里做过职员，跟老板认识。他介绍我进去的。做首饰的店，进人是很严的，他要避免你偷窃，甚至卷逃，所以用人都要知根知底。我是属于他不知根底的人，有熟人介绍，就算有了信誉上的担保。
我拜师的时候，严格遵照了当时的旧式规矩。要送一幅红纸，上面写着什么什么字，还要磕头行礼。这时候，我妈妈的姑父，就是我的外姑祖父，在旁边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宁波人的确是讲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我进店以后，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比如，对店里所有人的称呼，我全部是按照老板儿子这一辈的叫法。他的弟弟，我叫叔叔，现在还在，九十岁了。他的妈妈，我称呼祖母。老板不但在生活中养育我，而且负责道德品行方面的教育。以后发生的很多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我进店学徒没有多少天，就到了月底盘货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盘货的场面，才看到店里有那么多金银首饰，而且要一件件称。当时是日本人统治，买卖不怎么好做。我在的这个店，在这个地区算是比较大的，房子前后两个开间。生意的主要对象是一般小康人家的小姐太太，帮她们买首饰、做首饰。
宁波人的店，没有工资的。每个月有几块钱的生活补助，这个钱叫“月规钱”。三年学徒时间里，什么都要做的，就是佣人啦。一边学手艺，一边做杂活儿。老板看我有点文化，没有怎么叫我学手艺、干杂活儿，而是叫我做了账务，企图把我培养成账房先生。我把自己称作“账房间里的学徒”。事实上，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手艺虽然也懂一点，可没有怎么做。
在另外这个方向上，我立刻表现出了我的所谓才华。比如打灯谜，师傅喜欢这个。当时有一个小报，我记得叫《东南日报》，上面经常有灯谜。师傅见到就猜，站在那里想半天。想出来的，就把谜底写在那里。可是，有两个灯谜他始终想不出来。他搁在案头两三天，还没有想出来。其中一个谜面是“两枚制钱”，是什么什么“格”，最后两字应是叠音。打一个古美人名字。我很快就想出来了，谜底是“陈圆圆”。制钱是古物，陈旧的东西，又是圆的嘛。嗬！师傅高兴啊！另一个更是让他高兴，我早先也经常拿出来显摆自己的才智，谜面是“山在虚无飘渺间”，是白头格，打一古人名。师傅想了很久，没有想出来。我想出来了，就悄悄在谜语下面写了谜底，叫“孔丘”。按白头格，“孔”谐音“空”，“丘”的意思就是“山”嘛。我的师傅看见了，对我惊为奇才呀！
才学徒一年，我就做了账房了，现在叫会计。这样，我就避免了做很多杂活儿。但是有的事情还是要做。比如，宁波人每天要吃那些腌臭了的东西，就要去臭菜缸里捞那些很臭的苋菜梗，拿到师母那里。菜梗上面爬满了虫子，师母就把虫子一个个挑掉。挑出一个，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因为挑掉一个虫子就意味着杀掉一个生命。挑干净了，浇上香油，给大家做早点用。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做的，其他琐事就做得少多了。我有这样的条件，就开始实行我自己的主张了。
从1946年开始，我就开始我的半工半读生活了。
为求一技之长，我学了好多东西，语言呀，无线电呀，新闻呀，等等。我心里明白，将来要跳出这一行，就要有生活的技能，要靠自己的实力。
这是我的祖母给我的教育。
在三联书店总经理任上
我上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之后，上面给了我30万块钱经费。说实话，我没有行政管理的经验，我也不懂30万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一万块钱有多少，叠在一起多厚多薄，我都没有见过。所以，没过多长时间，30万块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要找资源。
找资源，就要找老先生们。上面说过话，三联的事不让范用管了。可我还是向他请教。他退休之后，任何社会职务都没有。或者没有人找他，或者他不接受。至今还是这么一个僵局。他在三联的老同志中间也是喜欢独树一帜的人物。
范用喜欢管编辑工作，而且还是喜欢哪壶水不开提哪壶。他老兄就是这个脾气。比如，上面对王若水有意见，他就一定要找王若水，或者是怎么着。很久以后，出版界设立了韬奋图书奖。我跟你说实话，最有资格得韬奋图书奖的就是范用。因为他最具有抗争的精神。我想过为他提名，可是我提不出来。你说我怎么提呢？而且我更怕的是，我提出来了，又通过许多狗屁道道的人际关系确定他得奖了，最后他拒绝。他完全做得出来的。他确实符合邹韬奋那样的抗争精神。
所以，我主持三联书店后，有范用的指点，还是出了不少书，可是违命的事情也不少。他觉得不能得心应手。可能为此也很苦恼吧。三联的其他老前辈也都支持我的工作。有一次，三联的一位元老级的前辈王益先生，他当过国家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刚解放的时候，是新华书店总经理。他看我这里资金严重不足，有一天，就把我找去了，对我说：“你带上这封信，去到中信找一位先生，他叫王军。”
某年某月某日，我就拿上老先生写的信，去见王军。在王军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大公司老板的气派。比如说，他的名片不是他自己递给我，而是点头示意之下，由秘书交给我。我跟他说三联书店困难，希望得到他的资金支持，比如说一百万。他听我说出的数目，笑了一笑，跟我说了很多其他的话。我们谈得很愉快，可是没有什么结果。
临送我走的时候，他告诉我：沈先生，我告诉你，我们中信集团，一千万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
现在想想，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呀！可是当时我不敢哪。说出一百万，我已经是一身汗了。一千万，哪里敢想啊！我实在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要花一千万的出版规划，我的肩膀也挑不起来这么重的担子啊。我这才懂得，现在的中信出版社做得这么火暴，那是人家具备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呀。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一个现代出版企业家。所以，那以后的三联书店，基本上是处在小打小闹的状态。
喜欢做翻译书的出版
我是比较喜欢做翻译书的出版。除了自己真的喜欢之外，讲实话，也包含一个意思，就是著作的出版有人喜欢我就让步。我不喜欢跟人争。范用喜欢著作出版，董秀玉也喜欢。既然他们喜欢做这样的书，我就可以做别的。比如出版翻译著作。
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出版来说，做外国书的方针应该是“向后看”。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文明成果这方面的工作中，主张“向后看”，意思是，我们现在要学的，是西方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东西。那是些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手，你非要一步跨过去，去学人家二十世纪中期、末期甚至二十一世纪的东西，那就有点儿不切合实际了。总是要先学走再学跑嘛。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向后看”不仅是学界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一群人的主张，更是当时历史阶段上中国大陆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很有说服力的是房龙的系列著作，其中更典型的就是《宽容》这本书。翻译出版这本书，不是李慎之要我做的，而是在他的思路启发下做的。
另一方面的启发来自范用。他对西学没有研究，可是他提出来让我们学巴金。巴老当年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的时候，出了不少好书。范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太太在场。老太太叫丁先宝。她一听就激动起来了。平时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她向来不说话的，只给我们倒茶做饭的。我老是在他们家吃饭，很少听她说话。可老太太这次激动了。她说自己当年读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门槛》是如何如何激动，如何更加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等等。这样，我们就做起了外国的老书。
还有两个老人要说到，一个是陈原。陈原非常喜欢谈外国的老书。最喜欢谈的是爱弥尔·路德维希写的《尼罗河传》。他认为这样的书都是非常有功绩的。再就是吕叔湘。他把自己翻译的东西和自己收藏的原版书都给了我，鼓励我做这样的事情。
办《读书》的时候，老先生们教我的一点，尤其是陈原这样教我，就是讲究“言外之意”。也可以说，这是《读书》的一个特点。有一度我也自问：这言外之意人家看得懂吗？后来我就领教了，这读者真是厉害！特别是那些没有名声的、远在一个偏僻小城市的、某县城一所中学里的老师，他们有见解，写信没有顾忌，一针见血，说到要害处。你的话后边的意思，他们一眼就看穿了。看他们的来信，那真是舒服，应了文学家的话：“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这几位老人对我做外国老书的翻译出版都有很大帮助。我读外国书并不多，他们启发了我，但是不做具体指点。所以，出什么书，都是我去找。找来一出，哎呀真是畅销！《宽容》初版印了十五万，很快就没有了。我最近在市面上去搜集《宽容》，发现已经有八个不同出版社的本子。现在也不登印数了，不知道一共发行了多少万册，总之数量很大，说明众多读者欢迎这样的书。
后来老董主持三联书店，她反对我这样的方针，要搞现代、后现代的东西，要最新，最快。汪晖他们也是这样的主张。李慎之看到这个样子，他也很不解，可是没有办法。事实上，后来出版现代、后现代的书，就没有那么多读者了，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因为离开中国的现实太远了。老的东西还是离中国的现实近。比如《宽容》，经过“文革”的人看见《宽容》，必然会有一种亲切感。
筹建三联书店这座楼
除了出书，我在三联书店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盖了现在这座楼。
靠三联当时的小打小闹，经济上一直比较紧张，怎么能盖得起一座楼来呢？这要感谢一位名叫吴江江的先生。
吴先生现在是中国现代出版社的社长、中国对外贸易出版公司的总经理，以前他当过新闻出版署计划财务司的司长。他是学经济出身的，理解三联在经济上的难处。他主动找我说；你们三联的牌号是批下来了，恐怕没有能力解决房子问题。我说，是啊，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说：我来帮你。
这以后，他就帮我做了好多工作。现在三联大楼所在的地方，就是他定的。原址是新闻出版署的一个工厂，是做铅字的厂子，叫新华字模厂。吴先生提出来，这个厂子有污染，应该搬到郊区去。这样的搬迁要花多少钱呢？一千二百万。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就计划拨给三联书店一千二百万，由三联付给这个厂，让它搬到四环之外的某个地方，盖个新厂。但是职工宿舍保留在原地不动。现在的三联书店和隆福医院之间的宿舍楼，就是这个厂子的职工宿舍，还在那里。
这样就把这块地给盘下来了。这个厂子的老房子一给三联书店，立刻就有韩国的什么什么商人和公司来谈，要用四千万买下来。他们看中了这个好地段。可是我没有卖出去的兴趣，也不敢卖。以后还是这位吴先生，又去找国家计委，顶着邹家华的名义。邹家华的一位秘书姓刘，我们见了面，又见了国家计委的有关司局级的领导，他们都表示很支持我们的事情。刘秘书也再三美言，说这也是家华同志的事情。但是据说邹家华同志很注意避嫌，同时也因为我们这种项目太小，钱数不够多，不必邹家华同志来过问。所以，三联盖新楼的事情，最后是由新闻出版署的宋木文同志出面，去拜见郝建秀。郝建秀同志很快就批了。她批下来的到底是几千万，我就不知道了。盖成这座楼，我想至少五千万吧。
所以，对这座楼的盖成，我没有怎么出力，无非是打打边鼓罢了。出力的主要是吴江江先生。我还很少碰到肯对下属单位这么出力的政府官员。所以当我听到有消息说吴先生要从新闻出版总署调出来的时候，我希望领导上首先考虑把他调到三联书店来。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他到了对外贸易出版公司，当然工作成绩也是很突出的。
以后，我和吴先生比较熟了，他也主持出版外贸工作了。他老兄老是要我介绍点选题，我也没有这个能耐。而且等到他主持这摊子工作时，我已经退休了。
忽然有一天，台北的郝明义先生找我，说有个叫朱德庸先生画的漫画书要在大陆出，有好几个出版社在抢这个选题，让我帮他选定一家。我就帮他选了现代出版社。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书也在现代出了，一直出到现在。
最近这位吴先生有一个巨大的行动，不知道他怎么搞的，请了于友先等几位领导，组织了一个会议，说是喝水不忘挖井人，现代出版社因为出版朱德庸的书赚了几百万，要奖给沈昌文十万块钱，而且要我捧着这十万块钱照个相。我终于知道了这么多钱摞在一起是多厚了。
《知道》 沈昌文 著 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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