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浙记者 万润龙
我很赞成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的话：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他创办的 “穷人银行”为孟加拉200多万最贫困人口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无担保小额贷款，无数家庭因此脱贫。我们衢州尝试走另一条路：为无钱学本领的贫困农民提供免费的技术培训，让他们能够凭借学到的技术找到饭碗，用老话说叫 “授人以渔”。我们也成功了。
——姚宏昌
题记
衢州中专有多块金字招牌，但记者记住了两块：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国务院扶贫办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示范基地。近日，记者看到了这两块金字招牌的内涵。
建议记者到衢州中专“去看看”的是浙江衢州市教育局长姚宏昌。衢州的农民培训体系被全球扶贫大会的官员称为“全球反贫困工作的一项创新”，去年12月6日，这项创新被授予首届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12月下旬，本报记者与在杭州开会结束的姚宏昌局长同车去衢州，我们聊了一路。姚局长几次建议：你可以先去看看农民培训班。
记者看到的是第二期高级家政服务员培训班上课的情形。站在教室门外，记者看到的是30双苏明娟式的眼睛，那种渴望，那种期盼，那种求知的焦虑，全都显露在那30双大眼睛中。
那天上的是烹饪课。30位学员是清一色的农村妇女。教室内除了老师的讲课声，没有任何杂声，所有学员都在笔记本上认真地做着笔记。今年45岁的郑宝英家住柯城区华墅乡金坂村，家中收入微薄，还要供一对儿女上学，日子过得十分拮据。一度外出寻工做，但缺少相关的技能证书和实践经验，屡屡被拒。打听到市里举办不收费的家政培训班，她就报了名。
与姚宏昌的话题就从家政班和农民培训谈起。
政府“买单”培训六十余万农民
尽管捧回了首届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但姚宏昌的话题依然凝重：
“衢州的农民是好样的，他们为政府、为社会分了忧，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或者说是向他们还债。”
姚宏昌对衢州的历史十分熟悉。1978年前，衢州的人均GDP指数是102，超过浙江的平均水平，甚至超过如今名列浙江之首的萧山。但到了本世纪初，衢州却大大地落后了，人均GDP指数只有浙江平均数的53%。
“衢州为什么穷？当浙江其他地方大力发展工业、走城市化道路时，衢州却依然守着那一方青山绿水。这里是钱塘江的源头，是浙江的粮仓。为了钱塘江源头不受污染，衢州对创办工厂限制得极其严格，工业这条腿始终没让它粗起来。‘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是一对矛盾，衢州人为了稳而放弃了富，你说这是什么精神？我认为是为了全局而甘愿牺牲自身利益的衢州精神。”
2007年，杭州的都市快报记者在衢州开化县采访时，被衢州人为了保护钱塘江源头不受污染而甘愿贫困的精神所感动。他们的连续报道又感动了杭州无数读者，一场以“感恩与反哺”为主要内涵的志愿活动由此展开，都市人开始关注被列为“浙江欠发达地区”的衢州。本报记者曾就此报道并在日本东京记者俱乐部讲述过以上故事，日本听众感慨不已。
其实，当地政府对衢州农民的“感恩与反哺”5年前就已经开始。
姚宏昌记得很清楚，6年前，时任衢州市委书记的蔡奇（现任杭州市长）到教育局调研，主题是如何帮助衢州农民脱贫致富。姚宏昌谈到了欧美已经流行了10多年的“学券制”。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倡导的一种资助制度，由政府向家长发放学券。家长为子女选择学校后用学券缴付学费，学校凭学券向政府索回现金。
姚宏昌建议：“不妨把政府埋单的行为看作‘计划’，把农民选择培训机构看作是‘市场’。要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能否推行‘农民培训券’制度，这样可以激活政府与农民两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培训质量。”
调研组成员一致叫好。随后，衢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万名农民素质工程”——以职教为途径，由政府“买单”来培训农民,同时探索实行培训券制度。
衢州的培训券制度有四道程序：制作——由政府统一印制培训券，培训券有编号、受训者姓名、培训券面值等；发放和领取——各乡镇按年度培训任务，到县级教育局领取相应数目的培训券，发给受训农民，农民持培训券自行选择培训工种和培训点参加培训；审核——培训开班前，教育局核定培训计划及培训人员名单，办班中，市农办、市人事劳动局等部门参与实施考核；结算——培训结束后，各培训机构凭培训券到县级财政结算培训费用。
姚宏昌递给记者一份“高级家政服务员培训班培训计划”：时间5周，共304节课，其中理论课160节，技能课144节，学习社交礼仪、法律常识、家务管理、食品营养与烹饪、衣服洗涤与保养、家居保洁与美化、家庭教育、家庭护理、家庭休闲和娱乐、计算机应用基础、日常交际英语等15种课程，结业时由市劳动部门和市妇联组织考试，并根据考核成绩授予高级家政服务员或中级家政服务员证书。衢州中专凭考核合格者的培训券经教育局审核，每人1200元培训费，由市财政支付。
姚宏昌甚至能叫得出参加培训的农民的名字和他们培训的成效，“今年第一期高级家政服务员培训班结业的施华凤是衢州衢江上方人，她凭着‘家政服务中级证书’应聘浙江丽水一户家庭当月子保姆，月收入3500元。”本报记者电话采访这位衢州保姆。她说，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使她熟练掌握了烹饪、保健护理、家用电器使用、电脑操作等各项家政服务技能，“这本证书很有用，主人家对我很信任。”
政府买单，农民培训，使衢州60.22万农民受益，其中参加技能培训的有41.43万农民，实现转移就业的农民达31.33万人。“我当教育局长以来，衢州四任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提出同一要求：还清旧账，不欠新账，我们做到了。经过培训的学员回农村是新型农民，到城市是合格市民，进企业是熟练技工。”姚宏昌显得很有成就感。
“衢州最好的房子一定是学校”
今年50出头的姚宏昌算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他对自己的学生时代却无法勾起幸福的回忆。
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姚宏昌上小学的教室设在乡村的一座祠堂里，“没有门窗，没有玻璃天窗，没有象样的课桌椅，亮度靠阳光，夏天酷热汗流浃背，冬天极冷寒风刺骨。那印象至今挥之不去。”
姚宏昌后来读了师范，当了老师，再后来又当了教育局长。“改革开放的好不用我说，但有一个问题必须正视，那就是教育的两极分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勾起了多少人的致富梦，包括乡村的老师、校长。农村的老师托人找关系往城里调，村里的设法调乡里，乡里的设法调县里。好的老师一走，有本领的家长也熬不住了，想方设法地把孩子往好的学校送。穷地方的学校就在这样的流动中变得更加让人看不起，变得更加没人管，贫困地区的学校那数十年不变的简陋样子叫人辛酸。”
姚宏昌2002年担任衢州市教育局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走遍全市的乡村中小学。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读小学时的境遇居然还“残留”到21世纪。“没有干净的水喝，没有水冲的厕所，没有象样的食堂，甚至连教室宿舍都是危房。城里的学校都已经有塑胶跑道了，山村的孩子上学还喝着脏水。”
姚宏昌发誓，要在自己任期内，让衢州的教育超越经济的发展，“衢州的经济落后了，但教育绝不能落在兄弟地区之后。”
但发誓容易办事难。在中国的教育投入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成为历年全国两会重要议题的大环境下，一个欠发达区域的教育投入可想而知。“我一直在寻找机会，增加投入需要财政的支持，而财政拨款需要政府的重视。”
由于饮用水源污染问题，衢州市农村中小学校多次发生师生群体性感染发病事件。2003年5月，当时正处于梅雨季节，水源受到污染，衢州市常山四中160多位师生因感染甲型副伤寒病住院。“当时正是全国总动员防治非典的时期，市领导重视得不得了。”姚宏昌亲自给市领导汇报了“疑似疫情”，并给各地教育局长打电话，要求各校组织一次专项检查，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市教育局排查后发现，农村学校卫生设施落后，自备水源的洁净缺乏保障。
姚宏昌与市教育局班子一起，拟订一份实施“农村中小学改水工程”的报告，送达市领导。衢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面启动了农村中小学“改水工程”。改水工程被列入当年各级政府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市领导真的很重视,亲笔批示完成全市500口浅水井的改造工作，确保全市农村中小学师生喝上安全洁净的饮用水，彻底消除广大师生的饮水隐患。”
改水工程需要钱，单靠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力量远远不够。姚宏昌跑遍各地乡镇，向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及社会各界化缘。全市100多个部门单位参与了改水工程，捐款捐物331万元，加上财政投入的1157万元，476口浅水井改造任务如期完成。全市的中小学生从此喝上了洁净水。
在走访乡村学校的过程中，姚宏昌发现，乡村的孩子不仅是喝不上洁净水，“吃喝拉撒睡都有问题。那些厕所几乎全是干厕，没有水冲洗，夏天臭得不得了，冬天山风灌厕，冷得受不了；学校根本没有食堂，吃饭就是两地方：教室和寝室。孩子们从家里拿的菜要吃一周，馊了霉了还在吃。说是寝室，也就是破房子加破床，二三十个孩子挤在一起，夏天连电风扇都没有，冬天的寒夜能把孩子冻醒。哎，欠债太多，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抓紧还债！”
衢州市分步实施了农村学校的“四改”工程：改水、改厕、改寝室、改食堂。2003年基本完成了改水，2004年启动改厕，全市共投入1698万元资金，对428所学校的干厕进行彻底改造，成为环保型的水冲式厕所。2005年相继启动‘爱心营养餐工程’、‘名师资源共享工程’和‘农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全部列入市政府重点工作和为民办实事计划。
如今，衢州依然是浙江的欠发达市，但衢州的教育已经走在浙江的前列。2007年底，浙江省教育厅对全省11个地级市进行综合考核，衢州名列第一。“四改工程”被衢州百姓誉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四改工程”已经在浙江全省推广。
“我敢说，今天你到衢州各地去看，最好的房子一定是学校。”
逐步还清旧账的姚宏昌一身轻松。
“网上名师课堂”惠及40万师生
有两件事让姚宏昌感到做得很值得。
第一件是“名师资源共享工程”，具体做法是在市、县教育网上开设“网上名师课堂”，“这是我们衢州的独创，受到我们吕祖善省长的赞扬。”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由于缺乏向农村学校倾斜的政策，农村的优秀教师大批流向城市，流向各类重点学校。在姚宏昌看来，穷教育的根本问题是穷师资，师资不行，农村孩子就享受不到城里孩子相同的优质教育。“教育还债的根本，就是要把乡村学校的师资质量提上去，这是教育局长的责任。”农村学校缺乏好老师，教育局又无法让好老师向农村学校流动，但又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提高农村老师的素质。有责任感的人急了就会殚精竭虑，就能想出好办法来。
姚宏昌想出的好办法就是开设“网上名师课堂”。“我们有现代电化教育和信息技术教育，为什么不利用起来？我们将各校优秀教师的教学实况摄制成录像，放在市、县教育网上供农村师生上网点播。四年来，我们市里大约投入了200来万，各县区又投了大约150万，全市共建成名师资源拍摄中心5个，累计摄制名师课堂实录1025多节。全市100%的学校，近40万师生可以通过网络共享名师资源，累计访问量达30万多人次。我们还开发了‘网上名师工作室’，有81位名师共同参与，他们可以随时与乡村学校的师生在线互动。”
在姚宏昌的办公室，记者拨通了毛燕丽老师的电话。她是龙游县塔石小学的语文老师,已经有13年教龄。她告诉记者，这几年她几乎每天都会点击“网上名师课堂”，“上面什么课都有。我上什么课就点击那一课，看看优秀老师是怎么上这节课的，受益匪浅。我们乡村学校的老师很少有机会脱产进修，网络名师就成为我最好的老师。”
如今，衢州的“网上名师课堂”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地市级网上名师资源共享中心，“这项工程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大大缩短了培养一名合格教师所需要的周期，也降低了教师培养的成本。网上名师把优质教育资源、先进教育理念同步传播到农村学校，拉近了城乡间的教育质量差距，可谓小钱办大事。”
姚宏昌当过乡村初中的老师，也当过乡村初中的校长。就是因为他在姜家山初中当校长时的出色能力，使这所基础薄弱的乡村初中的近百位毕业生有20多人升入重点高中，学校各项管理工作名列全市同类初中前茅。当年不到30岁的姚宏昌也因此被主管部门发现。
“农村学校的学生能否成才，很大原因取决于老师；老师是否优秀，很大程度取决于校长。”2007年,姚宏昌发起组织农村初中“明星校长高级研修班”。“这些乡村的校长长期以来不受重视，我要让他们有一种自豪感。”
研修班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由各县教育局初选后向衢州市教育局推荐，再经过面试确定最终人选。学员要求在45周岁以下，本科学历以上，任职校长一年以上。研修班免收研修培训经费,采取业余时间集中培训和平时定时网络交流相结合，研修时间为一年。
姚宏昌取出了那份“明星校长高级研修班”的课程：教育法律法规、学校基本管理、师生思想道德建设、教育课程改革、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和谐校园建设、学校安全与卫生管理、学校经费管理与使用、学校人事制度改革、校园文化建设。研修班以省重点中学衢州二中为培训基地，“让‘明星校长’置身名校，既方便查阅相关资料，又切实体会名校氛围，从细节中感受和品味先进的教育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
30位初中校长带着困惑而来，与导师一起探究，寻求答案，再付诸实践。在学习——指导——交流——反思——训练的过程中，学员们获得了智慧，提升了能力。
“明星校长”高级研修班去年5月开学，今年5月结业。30位“明星校长”，从姚宏昌设定的一个概念，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明星校长。研修班期间，30名农村初中的校长帮助17所农村学校制定了发展规划，研讨解决农村学校难题26个，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教学管理方面的论文40余篇，学员所在学校的师生满意度、教育质量、学校声誉均有较大的改观。
衢州向农村教育还债的理念和城乡均衡发展的做法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吸引了来自美国、非洲等国以及广东省等国内多个地市的近三十个教育考察团来衢州考察。去年10月，衢州教育的创新实践被授予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12月又被授予首届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全球扶贫大会中国东部案例考察团团长科林·芬克尔斯顿女士率团考察了衢州的教育后大为感动，她说：“素质扶贫的衢州模式是创新之举，可供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减贫中借鉴。”
但姚宏昌依然不满足。从北京领奖回来，姚宏昌又在核计着“准劳力”培训的规划，“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升学考没过关，待业在家会无事生非。我们让这些孩子参加各类技能培训班，结业了就可以以一技之能端上饭碗。这也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算是‘不欠新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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