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4年05月05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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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五月-05
每周讲演-文汇学人

从全球史的角度重看五四运动(附照片)

——余凯思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当代世界是巨变与革新的产物,而范围又多是全球性的。为了系统考察“世界的变革”(如JürgenOsterhammel所言),我们需以全球视角来思考1800年以来的改革和革命,包括其起因、主要推动者、改革方案和后果影响。社会变革改写了政治与社会图景:从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18世纪末的海地革命、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19世纪末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及墨西哥、中国和古巴革命,到1968年世界范围的社会改革,乃至今天世界各地的变局。这些社会动荡与变革背后固然有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因素,而导火索却是国际话语体系或国际事件。它们可以被理解为“全球时刻”的一部分,或者“一部在世界体系内互相影响的历史”。因此,这些起义与革命,应该置于国际世界中重新考察。

    若想超越国家的视角,“全球史”是比较适用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大致有四个特点:第一,它考察的为更宽泛的全球范围的重大事件。前人研究一般忽视这点,而偏重区域内或国家范围内的个案研究。第二,全球史学家采用扎实的历史学或近乎唯物主义的方法,不接受哲学或主观臆测,而后者是建立在早前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普世历史学”基础之上的。第三,放弃了从兰克开始流行的、优先以民族国家作为史学思想基本单位的想法。第四,欧洲中心论曲解了全球历史,因此全球史方法强调比较与跨文化分析,即整合知识与地区性的研究,借以辨别欧洲中心的解释框架。总而言之,以往的史学研究往往将欧洲与西方文明作为现代性的标准,其余世界处于次要与被动地位,而全球史方法与这种史学传统背道而驰。

    

核心观点

    在以移民、迁徙为特征的全球化国际体系中,国际主义、泛亚洲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成为互动关系中的一部分。建立在全球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影响并决定了中国对民族国家的认识,民族国家观念的发展因此也成为对全球趋势的回答。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形成是建立在全球运动的背景之下的。

    

全球史方法在五四运动研究上的运用

    我想以五四运动为例,探讨一下全球史方法的实践与应用。中国历史学家常将五四运动看作20世纪中国政治、文学与思想运动的转折点。这种诠释大多是以民族国家历史的角度,在中国史的研究框架下来考察的。从过去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我们可知,这种对于民族国家的历史想象,倾向于凸显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刻。因军事挫败、外敌入侵和国耻所造成的难堪与失败,也可服务于民族国家再生的叙事。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巴利巴尔(EtienneBalibar)所说,这样的“权威叙事”将各民族国家看作一个政治共同体或“想象的共同体”。“叙事”里往往需要包括一部共通的屈辱史、需捍卫的领土权,以及为之奋斗的历史终极目标。民族主义具有限定性和排他性,它既要突出独特性又要强调共同遗产之间的紧密关联。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全球现象。作为政治观念,它从19世纪开始在全球蔓延,被各国新精英阶层有意识地翻译和移植。然而,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全球传播的话语体系,必须隐藏它的全球性起源,才更能为地方广泛接受。下面我就尝试挖掘一下中国民族主义产生的背后所隐藏的全球关系。这里的“五四运动”是广义的,包括1915-1925年间各种政治、社会及文化运动。对于陈独秀而言,这些运动中所提倡的破旧立新中的“新”就是想象中叫作“西方”的东西。“新”字在当代著述中达至无可撼动的地位。陈独秀在《1916年》中写道:“然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文明”一词很快与“东方”和“西方”组合,成为五四运动中二元对立或对比的新名词。

    很自然,教授们和学生们开始勾画新文明的图景。陈独秀强调法国在重建新文明中的作用,因为它是人权理论、进化论和社会主义等当代最重要思想的发源地。这些外来思想在五四期间的抗议、集会、游行和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五四研究多数将运动的起源归于西方的影响,实际上,却有更大的范畴,即全球性的。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想到1919年的历史:全球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公众示威游行,世界各地的游行示威者切磋思想、交流观点。

    

全球性转折的一年

    1919年是全世界发生重要转变的一年。是年,反帝、反殖民的独立运动从缓慢发展逐渐形成势不可挡之势。独立运动的目标是:在民族自决纲领的指导下,殖民地获得独立主权,并建立一个反殖民的新世界秩序。

    1919年的全球性重要时刻的产生有多种因素:欧洲殖民强国因在一战中遭受巨创而觉醒;以日本为代表的新强国兴起;战后殖民地人民获得开放的政治空间;全球经济变迁提供了殖民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当然,政治理念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也就是马内拉(ErezManela)提出的“威尔逊时刻”。1918年1月,威尔逊许诺“不论强弱,所有人们和民族都(享有)正义的原则,平等的自由与安全的权力”。而早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也直接并鲜明地提出影响深远的“和平法令”。列宁提出民族自决,鼓励全世界人民、尤其殖民地人民的独立与自治,某种意义而言,威尔逊的演讲不过是对这个法令的反应。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倡导全球工农解放,将眼光指向世界革命,也在此背景下而产生。而这点常被忽视。这些因素说明:在1919年,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面临着严峻挑战。威尔逊、列宁等人的观点表明:殖民地人民可在国际舞台取得平等地位,至少结束殖民统治。新世界秩序的出现,不以胜利者意志为标准,而以民族自决、平等和自由为准绳。1919年,上海学生会编写的一本英文小册子上写道:“纵贯全球,威尔逊预言若先知声音,予弱者以力量,斗争者以勇气。国人洗耳恭听,且深入人心。”

    除了欧美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殖民地人民也在反殖民运动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埃及在1910年代开始公然挑战英帝国的殖民统治。1918年,在萨德·扎格卢勒(SaadZaghlul)的领导下,埃及的民族主义代表团准备参加巴黎和会,争取埃及的民族自决权。英国当局加以阻止,导致埃及国内大规模骚乱、游行和抵制英货运动。3月8日,扎格卢勒被捕后被遣送到马耳他,激起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农民乃至妇女参加的示威浪潮。尽管所谓的“1919年革命”没能将埃及的独立要求送达凡尔赛宫,但它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反抗运动,直至1922年2月伦敦同意埃及独立。因此,埃及的大规模非暴力反抗成为殖民地世界的模范,象征着全球反抗浪潮的开端。埃及的情况,也使甘地意识到民众反抗力量的重要。

    与埃及事件几乎同步,印度国民大会在1918年12月通过了“印度民族自决”决议,并成立了许多乡村自治团,向巴黎和会不断发送请愿书,要求民族自治。然而,1919年3月,在凡尔赛的英国代表明确表态,反对讨论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在印度的英国议会,则采取了所谓战时“安全措施”,控制“滋事者”并将公布其名单,并允许政府不通过审讯而直接拘押嫌犯。甘地首次以独立运动的领袖身份出现,号召非暴力不合作和全国性罢工,殖民政权以暴力回复。4月13日,英军向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开枪,造成400名死,1100名伤。印度民众大怒,独立运动从旁遮普开始,贯穿整个1920年代。为表示抗议,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甚至放弃了英国赐予的爵士头衔。

    与埃及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朝鲜人也力争在凡尔赛召开听证会讨论朝鲜的独立话题。朝鲜活动家仿效埃及,在上海的朝鲜人社区收集请愿签名,直接发送到凡尔赛。流亡中国东北、俄国远东区以及美国的朝鲜人也参与撰写请愿书,组织代表团前往凡尔赛。2月,在朝鲜的学生们以及宗教组织(基督教和佛教)展开了一场大规模和平示威游行。最后,由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宗教领导人组成一个松散联盟,发表了要求朝鲜自治权的宣言。3月1日,大批民众聚集在公园、市场、广场以及学校门前,支持这份宣言。运动一直持续到夏初,逾百万人涉身其中。随后,日本当局对运动进行残酷镇压:近50000人被捕,15000人受伤,7500人被处决。虽然“三一运动”并未实现朝鲜独立,甚至未得到西方对请愿的支持,但它向世界证明:朝鲜有能力组织一场真正的民族独立的民众运动,并在高压殖民政权下坚持反殖民运动。

    相比于埃及、印度和朝鲜,五四运动发生较晚,且规模较小。毕竟,中国国情不同,它并非殖民地,而且又位于凡尔赛的盟国之列。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事件在其他国家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五四运动是孤立性事件。1920年代,中国著名记者与评论家邹韬奋在《生活》杂志撰文,将甘地视为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生活》杂志是民国时期最畅销的杂志之一,1933年的印数达20万份。在《甘地的救国方案》一文中,邹称赞甘地最核心贡献是为反殖民政权所采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文章末尾说:对中国而言,向甘地学习至关重要。邹也写了几篇关于凯末尔的文章,讲他一战后如何领导土耳其独立、成功结束盟军占领。文中说:在近东的土耳其和远东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土耳其能从危机中自救,所以我们将此(经验)引入中国,使中国能够战胜未来。在那个时期,有关印度、埃及和朝鲜的报道,在大约500种报纸上发表。

    各国的反殖民主义活动家们不仅互传信息,也见面切磋。不仅在巴黎和会期间,其他地方也集结了大批活动者:如1919年在纽约,为送别印度活动家拉奇普特·雷依(LalaLajpatRai),爱尔兰独立运动支持者组织了集会,一位中国代表在会上还发表了关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演说。除纽约和巴黎,上海是另一聚所。朝鲜和越南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如李承晚和胡志明常驻留上海,并与当地知识分子过从甚密。

    

全球联系与交流

    从物质层面而言,通讯、交通的新形式的发展推动了1919年这场席卷全球的抵抗风潮。首先,印刷技术发明之后的“第二次信息革命”,以及19世纪后半期全球化浪潮,主要依赖于因电报出现而形成的跨洲“有线世界”。在这一时期,海底电缆安全而经济地连接了伦敦与大英帝国在印度、东南亚、澳大利亚、南美、南非等处的殖民地。1871年以来,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1900年建成了连接东亚与欧洲的西伯利亚线。太平洋电报局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运营,并于1902年完工第二条电缆,从美国跨太平洋直达东亚。大约在1900年左右,中国加入世界电报网络。就信息交流速度而言,技术革命也是史无前例的。时间精准,几乎没有延迟。在这种条件下,实时新闻在小册子、日报或周报上广泛传播,甚至深入农村。因此从那时起,游行和抗议可以使用全球性统一的政治日历。

    其次,新的交通方式进一步完善了信息交流系统。得益于蒸汽船的发明、施工技术的提高,如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的完工,交通运营更加高效与多样,跨洲旅行成为可能。这从根本上改写了19世纪的图景。从17世纪开始,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大范围合作取代了依靠脊背或小船运输货物的小商贩。网络密布的宗教组织不仅可以传播信仰,还有他们的语言、写作和建筑形式。在过去几个世纪,将远隔万里的社会联系起来的,是屈指可数的冒险家、军人和观光客,如今却是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移民及后来周游世界的旅行者。这些旅行加深也扩大了世界各地间的联系,也使商品、思想和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

    除此之外,包括大批学生及非技术工人在内的大批人群的流动性,是1900年前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通过旅行,学生们和政治活动家从一国到另一国,从一城到另一城。在20世纪早期,旅居或留学国外,是学术界必不可少的经历。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学生俱乐部几乎遍布欧美的主要大学。例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成立了一个很大规模的中国学生组织。俱乐部的不少成员三年后成为五四运动的干将,最有名的包括胡适、孙科和陶行知。可见,学生与知识分子之间跨国际的交流引导了革命解放潮流在各国之间蔓延。

    第三,在19和20世纪,大概有超过1900万华工在环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东南亚地区定居。1900年之后,对于亚洲工人的需求激增,奴隶贸易先受限制后遭彻底摈弃。过去,多数搞一战研究的史家忽视了曾在英法工作的超过14万的华工,也忽视了他们所代表的中国对一战的贡献。

    第四,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介入跨文化交换,并取得了显著成果。1902年,李石曾、蔡元培与朋友在北京组建“俭学会”,意在鼓励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经李石曾在法牵线,首批学生抵达法国南部小城蒙塔日。1916年,在法国政府、中国官方与私人捐助者的支持下,李石曾、蔡元培和吴稚晖在巴黎创建华法教育会。1919年3月,首批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先后达1600人。其中有后来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

    许多在法工作过的学生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包括一些职员、教师、工程师和记者。学生们在法国学校注册,然后在工厂做工维持生计。在工厂里,他们也学到了民众政治集会的方式和手段,如游行、罢工和贸易抵制等。早在马列著作介绍到中国之前,这些勤工俭学生就接触了欧洲的工人运动。1919年5月,旅法的中国工人、学生的作用凸显。他们开始参加反对巴黎和会的抗议游行,并建立了与中国政治活动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交流信息,撰写请愿书。

    

余波

    全球化的实践者之间的互动以及思想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世界话语体系,也激发了中国内部的讨论。这种复杂的联系有如下三种表征:

    一是国际化。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对五四一代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来自遥远的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将自己视为全球运动的一部分,这在当代国际史上没有先例。在中国,知识分子、学生和城市新兴中产阶级对于这次全球化运动的背景很敏感。前人研究似乎更多强调西方的作用,实际上不免以偏概全。例如,上海学生会在所有学校建立“讲习团”,走上街头,宣讲朝鲜、越南、印度国家衰亡史以及1919年的反殖民斗争。与此同时,他们还宣讲山东问题、日本介入中国以及巴黎和会等问题。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独立斗争紧密相连,这种观念得到广泛传播,直至内陆偏远地区。当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时,27岁的毛泽东正在长沙。他主编的《湘潭日报》多次报道了1919年6、7月间在印度、埃及、土耳其、阿富汗、波兰以及匈牙利所发生的运动实况。两年后,他在长沙组建“湖南自修大学”,将国际新闻作为重要教学资料。1920年代初期,他认为反帝斗争的常识对于政治意识的发展至关重要。例如,他提出学校应派记者驻守纽约、莫斯科、东京、开罗、加尔各答等地,定期给学生提供世界各地的报道。

    早在1905年,陈独秀在《说国家》里写道:“哪晓得世界上的国度,被外国欺负的,也不只中华一国。像那波兰、埃及、犹太、印度、缅甸、安南等国,都已经被外国灭做属国了。”李大钊在1915年编印的《国耻纪念录》里,举例印度和朝鲜,借以证明彻底的殖民化所导致的亡国的危险。所有这些,不仅使这些实践者发现了中国与欧洲的区别,而且也发现了西方之外各国之间的相似。这更意味着他们建立起全球性认同,而不仅仅关注欧洲或西方。中国知识分子既是世界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的自我认知,是建立在这些相似性基础上的。与此同时,全球性的思想交流也有助于某个国家或地区融入更大世界范围的历史叙事。

    二是泛亚洲主义。五四运动强化了泛亚洲主义。自1900年以来,中日之间的革命运动接触频繁。在日本,有一种日渐流行的想法:未来将会出现东西之间、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对抗。因此,中日革命家均相信,他们必须并肩合作对抗西方。最早宣扬泛亚洲主义的是近卫笃磨。1919年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号召东亚团结,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亚洲和亚洲共同性进行广泛宣传。中日知识分子联合从事公共活动。中国方面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呼吁亚洲团结,孙中山也认为亚洲合作于对抗西方十分必要。1919年,学生们提出一种新的革命形式——亚洲民族自治。11月1日,李大钊在《国民》杂志上刊登《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他写道:“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是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不是对欧、美的排亚主义的……在我们只有希望亚人大家起来,扫除大亚细亚主义,破坏大亚细亚主义。这个责任,不只在中国人、朝鲜人身上,凡是亚细亚人——就是觉悟的日本人,——也是该负起一分的。”

    三是民族主义。雪片般的新闻报道使中国人越发相信:与许多新兴国家一样,中国的问题是由帝国主义所主导的世界秩序造成的。在记者与知识分子的笔下,这些民族英雄如何对抗强权被勾画得活灵活现,从而变成中国革命斗争的典范。这些报道对于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1919年前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坚信反殖民革命实践的重要,甚至将其视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重新进行国家建构的前提条件。在民族主义者的话语体系内,这些报道变得非常重要,它可以使中国与世界其他类似地区间的联系更为简单直接。

    这些事件加速了中国对于自身历史与文化的更激进的重新评价。从话语体系上,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构建,必须建立在反殖民革命的基础上。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民族革命思想的传播总是在与全球相关的背景下发生。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创造与宣传,是在世界范围内相互关联而发展的。正如历史学家柯瑞佳(RebeccaKarl)所指出的,中国的问题不仅是内因造成的,中国与当时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类似,这些问题在1895年中日战争和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就普遍存在。但是,五四运动对于增进全球接触与互动,又提升了一步:中国被诠释为一个民族国家,它必须坚称自身处于一个分化的世界之中(殖民地人民对抗殖民政权)。因此,中国作为国际结构的一部分不可分割,这样的想法与1919年民族主义的建立直接相连。

    反殖民主义的讨论和1919年前后民族自治思想的全球传播,为国家内部的话语体系做出了贡献。信息交流、人的流动性以及移民大潮,从根本上将某种思想或观点扩大化,从而影响了民族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途径。在民族主义者的史学史里,国家传统占有重要地位,而1920年代初肇始的全球之间的互动,则为国家内部历史发展添加了外部因素。在各国同步发生的反殖民、反西方的抗议活动之间的联合使得社会活动家将他们自身的斗争与全球斗争联系起来。

    因此,在以移民、迁徙为特征的全球化国际体系中,国际主义、泛亚洲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成为互动关系中的一部分。建立在全球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影响并决定了中国对民族国家的认识,民族国家观念的发展因此也成为对全球趋势的回答。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形成是建立在全球运动的背景之下的。

    (整理与翻译:何妍,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博士后)

    Klaus Mühlhahn(余凯思)德国汉学家,现为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历史与文化学院首席讲座教授,德国国家卓越研究计划项目负责人。他曾先后执教于芬兰土尔库大学、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及历史系。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西交流和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其专著《中国刑事司法史》(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History)获200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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